海耶克啟迪31
1. 當韋伯觀察到，「科學程序」被歷史學派學者注入價值觀。他便批判德國歷史學派經濟學者的作法。
2. 那歷史學派對政策的建議，是不是真的被注入價值觀了呢？舉例來說，如果施穆勒拒絕成為德國官僚體系的一個優秀成員，他收集的數據與歷史學派的架構，不與歌頌帝國混在一起，得到的答案會如何呢？很明顯地，假如歷史學派經濟學者不跟帝國合作，他們提出的方法學，一定會與他們現在的執行程序不同。
3. 無庸置疑地，乍看之下施穆勒的方法學很有魅力，他以證據為前提，說明社會現實非常複雜。然後他下了一個看起來十分明智的結論：任何人想要創立一個演繹出來的理論結構，必需要能掌握從現在到未來的現實。現今當務之急是仔細地累積、分類「事實」。
4. 在韋伯《客觀性》的論文中，他同意施穆勒，我們面對的真實「存在無限多變的事件，新的事件成功地竄起，或新的事件成功竄起又消失，或不同的事件竄起後並存，或陸續消失。」但是他的結論不同。
5. 韋伯認為面對無限複雜的現實世界，我們不能夠只是簡單地收集事實，更重要的，我們必需「選擇注意choose」令我們感到有趣的事實：「我們只有收集一小部分具體存在的事實，選擇的標準是在特定情境下我們的價值觀，使我們特別感到興趣的部分……，這種事件才值得我們去瞭解它的獨特性，我們無法透過沒有「假設前提presuppositionless」的帝國調查數據去發掘意義；因此我們不如面對它們（帝國調查數據）是沒有意義的，這才是客觀調查的前提。」
6. 韋伯並不否認歷史學派方法學的功效，他只是覺得施穆勒的研究方法原則in princple上錯了。我們依據我們的「興趣和理論框架」by our interests and by our theoretical framework，判斷我們觀察到的各種現象中哪部分是必要的重點 of necessity。
7. 即使是純粹的觀察也常常是來自於某一種觀點。這世界上並不存在所謂的「事實就是事實」的事情，用現代修辭學來說，我們所認知的「事實」，是蘊含著我們先前「興趣」的理論。
8. 忽視這一點，歷史學派經濟學者就無法察覺到他們的「框架」，也無法察覺到他們的假設前提。韋伯清楚地說：「如果任由『各種觀點來自於事實』的概念持續下去，讓專家們天真的自我欺騙，將造成他們沒有意識到，他在無意中受到他的價值觀引導去研究那些事情，當他決定要去研究某個主題的時候，他已經從自己所關心的方向中篩選現實世界非常小的一部分來做研究。」
9. 孟格爾描述「精確典型exact types」與「真實典型real types」之間的差異，曾說過：「這二方面都用上既有理論的抽象概念。」孟格爾與韋伯都認為，將各種現象概念化（具體化），必然會應用到既有理論的抽象概念。
10. 不過，韋伯描寫的時間晚孟格爾一個世代，他深受巴登的「新康德運動」的影響，他尤其鑽研 新康德主義者 海因里希‧李凱爾特 Heinrich Rickert關於科學上觀念形成的特性。韋伯認為「精確典型」應改為另一個觀念：「理想典型the ideal type」。
11. 「理想典型」是從廣大現實中篩選出來的，它的特徵符合研究者的興趣。「理想典型」不只是描述客觀真實，而是韋伯說的「烏托邦」或「一個純粹有限的觀念，透過這個觀念來比較現實情況與行為。A pure limiting concept with which the real situation or action is compared.」
12. 在韋伯的觀念，「抽象經濟理論」提供一個合宜的範例：「它給我們一個理想的圖像，當社會運作完全符合經濟交易、自由競爭與嚴格的理性行為的原則，商品交易市場應當出現的各種事件。」
13. 因為現實非常複雜，而每個研究者的興趣與所處的時代都不同，同樣的一個特定現象會產生各種不同的理想典型理論架構。
14. 問題浮現了：我們怎麼判斷哪一個理論架構是對的？韋伯的回答是，理想典型本身並不是終點；相反地，它是一個瞭解的管道。因此，理想典型必須被評判，我們必須評判到底「理想典型」能幫助我們瞭解那些有趣的現象多少。
15. 韋伯：「我們不能只用先前priori的經驗去『判斷』，我們到底是用簡單的觀念遊戲在研究現象，還是用豐富的科學方法使現象概念化並且建立理論架構？這裡只有一個標準，理想典型是否成功地揭示具體文化現象內各種相互依存現象、他們彼此的因果關係以及他們的意義significance。抽象理想典型架構所建議的，不是一個最終的答案，而是一個管道（過程）means。」
翻譯編寫Bruce Caldwell《海耶克的挑戰 Hayek’s Challenge》
參考資料：亞里斯多德啟迪25 選擇
李鈞震：
1. 不論是經濟學、理工科或任何科學，其「科學程序」都必須注入價值觀。否則科學的技術，就會成為人類私欲的幫凶與工具。
2. 但是也不能過度的泛道德化，所有的評論與批判，都必須根據「客觀真實」，而客觀的事實也必須一大部分從執政者的「實際作為、決策、後果與反應…」來作為評判的基礎。否則就會因為資訊過度龐雜，而淪為各說各話、雞同鴨講。
3. 任何人想要創立一個演繹出來的理論結構，必需要能掌握從現在到未來的現實。面對無限複雜的現實世界，我們不能夠只是簡單地收集事實，更重要的，我們必需「選擇注意」使我們感到有趣的某些事實。
4. 又因為一個評論者的評論與思考模式，必定與評論者個人的生活經驗、興趣、生活習慣、學術訓練的背景有關；如果學者的訓練過程太相近，就會產生共同的觀點，因而無法突破思考的框架與模式，對客觀真實的評論就會產生盲點，而無法確實發掘風險。
5. 同一本書，讀者的生活背景不同，解讀角度就會不同，掌握的重點與觀察角度就會不同。學者也是一樣，問題是誰能掌握反應客觀真實的「重點」？我們怎麼判斷哪一個理論架構是對的？
6. 學者必須先建立或描繪一個「理想社會的運作模型」，這個烏托邦世界必須結合經濟學、法學、社會學、教育學、科學發展……的基本理論，再來與「現實社會案例、政府政策、客觀數據」來比對、分析。找出現實問題的解決之道。
7. 「理想社會的運作模型」是否成功地揭示具體文化現象？必須觀察各種相互依存現象、他們彼此的因果關係以及他們的意義。抽象理想典型架構所建議的，不是一個最終的答案，而是一個管道（過程）。
8. 簡言之，經濟學所思考的問題與面向，不能只是純經濟問題（賺錢多寡）的問題，還必須解決社會的公平正義、法治自由、生態永需經營……都諸多人類的問題，才能建立完整的批判理論，推動社會朝向理想與美善，而評論「過程」的論點，必須可以接受修正。
9. 韋伯當時所提出的見解，跟許多學派或學者有嚴重的衝突與對立，但是整個德國的學術界都認為，這才是正統、良性的發展，可以促進學術理論的進步，使社會進步的腳步加快。
10. 台灣的學術界幾乎沒什麼論戰，如果有學者公開批判其他的學者，就很容易被認為破壞社會秩序，這是一種獨裁統治文化下為了保持社會穩定的一種封建框架，社會不鼓勵言論自由與學術批判，因此學術界只能當模仿者、文抄公、學術代工，而沒有能力開創一個新的國際性的學派，台灣的學術界因此成為國際的學術侏儒。
11. 台灣各大學的系主任絕大部分都是國民黨的樁腳，他們如果敢批判其他的學者或國民黨，研究經費就會斷絕，就會被學術界排擠；特別會幫國民黨拍馬屁的學者就可以成為學閥，可以接受國民黨的酬庸，享盡榮華富貴與金錢豹，這是台灣特有的學術主流文化。
12. 陳水扁不論就經濟、政治、清廉度各方面，都遠遠勝過李登輝、蔣經國統治時代，甚至在許多方面還勝過目前的馬英九，但是「打扁」成為學術界的全面性運動，這不成比例的政治攻擊，其實都是國民黨文工會的運作，跟「黨產」有很大的關係，跟學術理論與成就沒有太大的關係。
13. 所以凡是公開「打扁」的學者，都不是國際一流的學者，也都沒有成為國際學術界一個學派的領袖，而多數都是國民黨的黨工、樁腳，朱敬一一定不敢否認！
14. 近年影響台灣經濟的前途，並非扁政府或馬政府的經濟政策，也不是ECFA，影響力最大的是中國的三聚氰胺與台灣的起雲劑等黑心商品，但是對於這一種經濟問題，為什麼經濟學者大多數不敢公開地講話？為什麼經濟學者批扁多而批衛生署檢驗局的少？因為台灣的經濟學者多數是黨工，根本沒有真才實學。
15. 政府的行政效能與教育投資，才是長期影響一個國家經濟力量的主因。政府的行政效能包括：衛生署的行政效率、食品與生活用品有毒物質的檢驗效率、衛生署文官的學識素質，而這幾方面台灣並沒有比中國大陸進步多少，都屬於世界倒數。朱敬一推動的「國際醫療觀光園區」對台灣百姓的價值與意義，遠遠不如建立一個世界第一流的食品安全檢驗制度與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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