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arlatti - 6 Concerti Grossi & Sinfonie | Fabio Biondi
Europa Galante
徐弘毅2015.10.22.
在羅馬帝國與基督教神國的環境，一般平民百姓是沒有機會受教育的，只有少數富商的子女可以進入修道院學習希臘文與基礎神學；大部分百姓的知識都是透過口耳相傳、工藝師傳授或在教會聽講道。由於百姓的知識與理性程度無法與貴族或神學家相抗衡，因此處處處於劣勢，缺乏論述能力來爭取人權，因此社會的階級無法打破或流動。
人類大部分的人都有以大欺小的遺傳基因，因此凡是強勢者一旦取得政治權力，權力擴大，就會增加強勢者霸凌弱勢者的情況發作，歷史上只有極為少數的強勢者會謙卑的照顧弱勢者。大部分的情況是，弱勢者如果一旦翻轉變成強勢者，他也很容易會變為霸凌者，對其他的弱勢者毫不客氣。人類的封建制度因此代代相傳，發生在所有的地區。
全面性的歷史翻轉，是文藝復興運動，走了將近500年，民主政治的時代才逐漸大規模在地球上實現。其背景：
一、傳播工具的發明與應用
從記載中，中國漢朝蔡倫(西元63-121)造紙使用的原材料是樹皮、麻頭、舊布、漁網等價格低廉的物料，這樣造出的紙成本低，很快就得到了推廣應用。西元8世紀751年，中國唐朝與阿拉伯爆發怛羅斯戰役，戰敗的唐朝士兵俘虜中有懂得造紙的工匠，造紙術便傳入了西方；794年巴格達出現中東造紙作坊。12世紀初傳入西班牙，13世紀傳入義大利，14世紀傳入法國，最終傳遍歐洲。
雕版印刷術，起源於中國。早在隋唐，雕版印刷大行於市，傳至宋代，畢昇發明了活字印刷術（約1041年），歷代出現各種活字，包括膠泥木活字，陶活字，瓷活字，銅活字等。
1584年西班牙傳教士胡安在所著《中華大帝國史》中提出，古騰堡受到中國印刷技術影響。中國的印刷術，通過兩條途徑傳入德國，一條途徑是經俄羅斯傳入德國，一條途徑是通過阿拉伯商人攜帶書籍傳入德國，古騰堡以這些中國書籍，作為他的印刷的藍本。
1440年左右，古騰堡的鉛字的活字印刷，很快在歐洲傳播開來。1463年傳入義大利。1479年傳入法國。1476年傳入英國。到1500年時，就基本傳遍了歐洲大大小小的商業中心，實質上推進了印刷形成工業化。在電腦排版流行以後，活字印刷逐漸消聲匿跡。
不管紙張與印刷術是誰發明的，這些傳播工具使得歐洲的書本可以大量印製，甚至報紙出現，使得資訊與知識的傳播速度比以往快上千倍。每一次傳播工具的進步，都導致資訊流通的速度加倍，使文化與思想的交流速度加倍，導致一波波政治、經濟、教育與文化的大變革。印刷術、電報、電話、廣播、電視、傳真機、手機、網路、推特、臉書、智慧型手機的每一個發明，都使世界出現大演化。
二、十字軍運動促成商業與文化的交流發展
1095年，教宗烏爾班二世發起十字軍運動。第一次東征的成員大部分是地方黑道、流浪漢的烏合之眾，主要目的是對異教徒下殺手，是一種宗教戰爭，所以造成各地燒殺擄掠與社會治安敗壞，是個大失敗。
第二次東征，主要成員是德國、法國與耶路撒冷王國聯合對抗中東塞爾柱帝國，結果二敗俱傷。第三次是神聖羅馬帝國、英國與法國正規部隊聯軍對抗統一伊斯蘭世界的薩拉丁，結果薩拉丁獲勝，歐洲慘敗。
這三次的戰役使歐洲的政治貴族、基督教領袖都喪失鉅大的金錢、人力、糧食與社會威信。
1202年，教皇英諾森三世發起了第四次十字軍東征（1202年
- 1204年）。受威尼斯的利誘，改變了軍事計劃，攻占了君士坦丁堡，掠奪並屠殺達一星期之久，拜占庭帝國的大部分土地被收復，並重新建立了拉丁帝國（1204年
- 1261年）。
第四次的十字軍東征，主要成員是義大利各大港口的富商，他們出錢，雇傭兵與海盜，戰勝了，也取得希臘與阿拉伯地區海港的商業權力，之後進行更大規模的海上貿易，平民身分的海港富商們發了大財，對世界的眼光與見識大大的擴大，因此取得與政治與宗教的貴族三足鼎立的氣勢與實力。
三、商業興起，智庫成形
十字軍這時期的商人，大部分都還是文盲，或是缺乏高知識的平民百姓，因此被政治貴族與神職人員所歧視；第四次東征以後，富商有了大筆財富，又需要與政治、宗教的權貴打交道，來獲得更大的商業權力與減稅優惠，因此重金禮聘民間學者(落魄的貴族)、希臘學者、遊說人才與各地藝術家……等等人才為家教(一種私人智庫)，導致東西文化上的交流因此快速流行，孕育平民對抗威權、挑戰威權的種子，也使保羅與彼得的徒子徒孫開始正式對決。
十字軍戰爭持續將近200年左右，總共十幾次大大小小的東征，使得希臘地區(拜占庭帝國)的學者、神職人員、各式各樣的工匠與商人，為逃避戰火，逐步往義大利、西班牙等南歐地區遷徙，他們的希臘哲學知識與基督教信仰觀衝擊原本的羅馬地區觀點，使知識分子重新審視聖經的解釋，並鼓起勇氣挑戰教宗的權威，為後來的文藝復興運動鋪上道路。
四、文藝復興的特色：1.挑戰傳統。2.對抗威權。3.發揚在地文化。4.民族文化的復興。5.人文主義，重視人類的基本需求與感覺，打破一神教的迷信。6.重新詮釋古代經典。其中以第六項最重要，它是知識分子取得精神力量以破除各種迷信的主要信心來源。
文藝復興，原是再生之意，亦即受壓抑的人被解放，泛指人的復權、個人的發現、生活領域擴大、新興商人勢力抬頭、商品開始大量生產。這時期出名的藝術家或意見領袖，都必須承受極大的社會壓力、教會壓力與政治權貴的壓力，都必須抱著與世隔絕、與上帝隔絕的精神壓力來生活，每一個突破都是血淚所凝結出來的。
比薩諾(Andrea
Pisano, 1270-1348)
安德烈亞-皮薩諾（AndreaPisano，約1295—1348)，曾於1330年為佛羅倫薩洗禮堂的南邊入口大門創作了一系列的青銅浮雕，但他只用蠟來塑造，後來才由威尼斯的銅鐘鑄造者萊奧納多-阿萬齊（LeonardoAvanzi）和他的工作團隊完成。 從此之後，隨著青銅淺浮雕製作成功，藝術工作間紛紛設立自己的鑄造廠。
安德烈亞-皮薩諾以金匠作為職業生涯的開始，像大部分早期的青銅雕刻家一樣。 在14世紀末，忙碌的工作間裡的藝匠——特別是在佛羅倫斯，當時它已成為意大利最富有也最具藝術意識的城市——渴望處理每一種不同的石頭，包括石灰石、卡拉拉（
Carrara）的大理石、半寶石和寶石，也渴望處理加熱的金屬，包括黃金、銅和銅的各種合金（如青銅是銅與錫的合金）。
金匠在文藝復興藝術中扮演的角色比一般人所認識到的更關鍵。 他們的技巧被雕刻家吸收，他們的設計則被畫家採用。 佛羅倫斯等商業城市中的有錢人喜歡炫耀財富，他們花在珠寶上的錢也許比在藝術上多，而畫家的職責之一，就是將佩戴珠寶的男女模特兒確切而逼真地記錄下來——這種描繪珠寶的高超技巧，是任何一位文藝復興時期的肖像畫家都會擁有的。
另一方面，青銅門成為珠寶匠施展技藝的絕佳新舞台，門上有描繪新舊約《聖經》故事的華美浮雕鑲板，為新主教座堂增添輪廓分明且永恆不朽的形象。 這些鑲板的外框和緣飾基本上都是用珠寶做的。 因此，對佛羅倫斯人和為他們工作的藝術家而言，主教座堂和洗禮堂的青銅門是非常重要的，這些日益精美的工藝品是上帝家中的寶物，將永存不朽。
早在13世紀商業意識較濃的城鎮，人們委託藝術家進行精細的藝術創作時，會堅持訂下詳細且有約束力的契約。 合約一直留存到現在，裡面記載了他承諾要以仔細的態度來完成什麼作品，需要用什麼材料，要花費多少時間。 合約有使藝術家得到認同的效果，那在當時之前還很少見——合約能讓藝術家從一大堆無名工匠中脫穎而出，帶給他名聲或使他知道成名的滋味。
雕刻家和畫家開始在自己的作品上簽名，佛羅倫薩洗禮堂門上的浮雕便簽有「比薩的安德烈亞-烏果利諾-尼尼本人創作」AndreasUgolinoNinidePisisMeFecit）的字樣。 藝術家作為個體的出現，恰好與他作品中個體的出現同步——而這兩個過程是相輔相成的。
意大利城市的商業精神還引發了另一個後果：贊助者意識到他們在藝術上增加的花費，吸引了越來越多有才華的年輕人投身此項事業，便開始舉行公開的合約競賽來刺激他們爭取。 14世紀末是佛羅倫薩享受和平、繁榮的巔峰時期，該城的元老決定委託藝術家製作第二扇洗禮堂大門。
安德烈亞-皮薩諾的「大門」是卓越的標準，新生代的雕刻家就以此標準來接受評判，後來在1401年舉行的那場競賽，經常被視為佛羅倫薩文藝復興的真正開端。 它當然是一件引人注目的大事，當時有34位評審，選自主教座堂當局、城市各公會和鄰近的城鎮，他們將這場競賽宣傳至全意大利，各地的藝術大師和自稱為藝術家的人都紛紛到來。
最後戰場縮小為七個人，包括三位文藝復興時期最偉大的藝術家：布魯內萊斯基（FilippoBrunelleschi，1377—1446）、雅各布-德拉-奎爾恰（JacopodellaQuercia，1374—1438）和吉貝爾蒂（LorenzoGhiberti，1378—1455）。 這些進入決賽的人都拿到四塊青銅，必須構思一份能展現以撒的犧牲（TheSacrificeofIsaac）的設計。
喬托·迪·邦多納（Giotto di
Bondone1266 -1336）意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畫家。 生於佛羅倫斯，卒於佛羅倫斯。 他幼年牧羊，後學畫於奇馬布埃門下，並廣採皮薩諾父子及羅馬畫家P.卡瓦利尼的優秀藝術，到14世紀初年已成為意大利著名大師。
但丁在《神曲》中曾稱頌喬托蓋過了乃師奇馬布埃的聲譽。 除了主要活動於佛羅倫斯外，喬託也曾到羅馬、阿西西帕多瓦、那不勒斯等地作畫，被尊奉為意大利現實主義繪畫傳統的奠基者。
喬托的阿雷納壁畫雖全為宗教題材，卻展示出富於生活氣質的現實畫面。所有畫幅一律取平視角度，前後景人物排列有序，加強了空間深遠關係和人物主體塑形的表現，令觀者感到眼前的畫幅不是宗教神話的抽象圖解，而是生活情景的真實寫照。
其中傑作如《金門相會》、等，都善於推陳出新，擺脫中世紀聖像畫的程式，傳述人文主義的新精神。 尤以《猶大之吻》一畫，通過耶穌被猶大出賣，羅馬官兵以猶大和耶穌接吻為暗號而逮捕耶穌的故事，集中塑造了正反兩面的典型形象，被認為是14世紀文藝復興美術最輝煌的一個成就。畫中的耶穌臨危不懼、穩重安詳，與叛徒的醜惡淺陋形成鮮明對照，反映了城市新興階級對生活的信心和道德理想。
創作阿雷納壁畫之後，喬托聲譽遠揚，各地紛紛聘請作畫，在故鄉佛羅倫斯尤受歡迎。 喬托晚年還擔任了佛羅倫斯大教堂的修建工程（1334～1337），主持了大教堂鐘樓的初步設計，為這座鐘樓成為佛羅倫薩最優美的建築物奠定基礎。
喬託的藝術創作對14世紀意大利文藝復興美術影響極大，各地傾慕新風格蔚然成風，在佛羅倫薩還形成了一個人數眾多的喬托畫派，延續直至15世紀初。 但喬托畫派多墨守師法，怯於創新，現實主義成就遠不如喬托。
真正繼承了喬托藝術傳統的是為文藝復興作出劃時代貢獻的大師，如馬薩喬、達文西和米開朗基羅等人，他們都極重視對喬托藝術的學習。 因此到16世紀時，意大利藝術界已普遍認為喬托是奠定了文藝復興新美術傳統的天才。
吉伯爾蒂Ghiberti
1378~1455
獲得了佛羅倫斯大教堂中臨洗堂銅門的雕刻工程，其作品中【以掃與雅各】的身軀表現出吉伯爾蒂模仿了古代希臘羅馬的雕刻，而與當時的人文主義者的復古運動相連。
吉伯爾蒂是義大利早期文藝復興重要的雕刻家與金匠，他自幼即接受金匠的專業訓練與指導，1402年他贏得當時相當受矚目的佛羅倫斯洗禮堂的青銅門雕刻的競賽，雖然吉伯爾蒂當時才24歲，卻已經展現大將之風並驚艷眾人。吉伯爾蒂在此競爭中脫穎而出的銅浮雕作品《以撒獻祭》(Sacrifice
of Isaac)，直至今日仍是西洋美術史上關鍵且精采的一頁。
吉伯爾蒂花費相當多的時間與精力為洗禮堂北門製作28幅以新約聖經為題材的銅雕作品(1404-24)，之後他又為洗禮堂的東門作裝飾，此門曾被米開朗基羅稱作《天堂之門》(Gates
of Paradise, 1430-47)，其中一件以舊約聖經為主題的淺浮雕《約瑟的故事》(The
story of Joseph, 1425-52)完全地展現純熟細膩的手法，其畫面的構圖靈活，人物的刻畫精緻柔和，加上善用單點透視法營造出空間的深淺變化，更是本作最引人之處。
除了浮雕，吉伯爾蒂為佛羅倫斯的歐桑米歇爾教堂(Orsanmichele)塑造的三尊青銅聖像：《施洗約翰》(John
the Baptist, 1413-14)、《聖馬太》(St.
Matthew, 1419-22)與《聖史帝芬》(St.
Stephen, 1425-29)，同樣也展現出他的野心與創新，以及顯示出他從國際哥德式邁向古典主義的風格轉變。
吉伯爾蒂除了創作出許多令人讚賞的作品，他的工作坊也培育出不勝枚舉的年輕藝術家，如唐納泰羅(Donatello,
c. 1386-1466)、米開朗基羅(Michelozzi
Michelozzo, 1396-1472)和烏切羅(Paolo
Uccello, c.1396-1475)等，這些藝術後進們不僅成為佛羅倫斯藝壇的中堅份子，也使得吉伯爾蒂工坊躍為十五世紀前期佛羅倫斯最大且具影響力的雕刻工作室。
吉伯爾蒂也是位人文主義者和學者，他曾研究過國際哥德風格、西恩納畫派大師與古典淺浮雕，而其研究與品味除體現在作品中，更確實紀錄於三部分的手稿(Commentarii)裡，對後世藝術家可謂貢獻良多。
以上三位藝術家，雖然被列為初期文藝復興的大師級人物，但其實他們作品的特質都只是在技法上的突出、脫離傳統技法，在精神與思想上尚未脫離基督教神學，但是已經有強烈的成熟與個人風格，具備文藝復興的雛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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