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弘毅2015.10.27.
義大利是全世界第一個走向資本主義的地區，尤其是13世紀末的佛羅倫斯；同時，社會上卻四處是嚮往解放的農民、流浪漢、乞丐與小偷，是不折不扣的悲慘世界。
尼可洛·迪貝爾納多·代·馬基維利（Niccolò
di Bernardo dei Machiavelli，1469－1527年）是義大利的哲學家、歷史學家、政治家。他所著的《君王論》一書提出了現實主義的政治理論，另一著作《論李維》則提及了共和主義理論。
馬基維利生於佛羅倫斯，父親曾是一名律師。出生時正值亂世，教宗是最強大的軍事勢力，而富有的義大利城邦一個接著一個的被外國強權如法國、西班牙、神聖羅馬帝國攻占。當時各大強國之間的合縱連橫變化不斷，傭兵軍團經常在一夕之間便轉換陣營，地方政府也常在數周之間被建立或垮台。
在1527年羅馬市還遭到神聖羅馬帝國的軍隊洗劫，這是12世紀以來羅馬第一次被德國的軍隊入侵。繁榮的羅馬城市如佛羅倫斯和熱那亞也在同一年遭到相同命運，正因為在這樣的環境下，馬基維利培養出了分析他周遭乃至全世界發生的政治和軍事事件的智慧。
1498年馬基維利出任佛羅倫斯共和國第二國務廳的長官，兼任共和國自由和平十人委員會秘書，負責外交和國防，經常出使各國，拜見過眾多掌權的政治領袖，因而成為佛羅倫斯首席執政官的心腹。他看到佛羅倫斯的僱傭軍軍紀鬆弛，極力主張建立本國的國民軍，在1506建立一支小型民兵部隊，親臨前線指揮作戰，最終在1509年迫使比薩投降佛羅倫斯；他到處出使遊說，力圖使其和解，避免將佛羅倫斯拖入戰爭，並加強武裝以圖自衛。
然而到了1512年8月馬基維利前往比薩時，經過一連串複雜的戰役和外交角力後，共和國隨之瓦解，身為共和國高官的馬基維利喪失了一切職務，並在1513年以密謀叛變為罪名遭捕入監獄，受到嚴刑拷問，但最終被釋放。此時他已然一貧如洗，於是在距佛羅倫斯城7哩遠的聖安德里亞(Sant'
Andrea)隱居，開始進行寫作，在他給朋友的一封信中這樣描述道：「從學習中產生的知識將永存，而其他的事不會有結果。
我傾注了我的全部想法，同時也考慮到他們的臣民，討論君主究竟是什麽？都有什麽類型的君主？怎樣去理解？怎樣保持君主的位置？為什麽會丟掉王位？誰能以最精明的方式傷害他人，誰就是最能幹的人。」
馬基維利最知名的著作即是《君主論》，在書中馬基維利闡述了一個君主（統治者）應該採用怎樣的統治手段才能保住自己的政權。書中人性本惡的部分類似中國先秦法家思想，尤其在討論以不擇手段達到目的和韓非子的「術」可說是相類似。
馬基維利主要關注的是「新君主」（principenuovo）的部分，因為世襲而來的君主由於人民已經習慣了舊政權，統治困難比新君主要來的少，世襲君主要做的只是小心維持其既有的制度。但新君主為了維持其土地，建構一套新的而恆久的權力架構則不是一件簡單的事。為了穩定政權，君主在公眾上必須保持完美的名聲，但在私底下則必須採取許多本質邪惡的政治手段。
馬基維利是怎麼教君王對待老百姓：培養他人強大者是自取滅亡。利用自己的力量和策略扶植某個人，當他一旦變得強大時，就會反過來覺得自己的生死大權掌握在你的手中，而產生戒心。
對待人民的態度，要嘛是寬容的，要嘛是高壓的。人在遭受輕度侮辱時，會產生復仇心理；但如果遭受巨大傷害時，復仇之心卻會隨之喪失。因此，傷害他人時，必須採取不致讓對方產生復仇念頭的方法。
人就是這樣，可能加害他的人，如果對他施以好處，會比一般人施加好處，更使他感動。人總是這樣，當他估計要做一件事，那怕只有一點點困難，都會表示反對的。人出於恐懼和憎恨的心理，都會做出偏激的行為。
君主應該慷慨還是吝嗇〈第十六章〉？表面上，一個慷慨大度的君主將深受民眾的歡迎，尤其在兵荒馬亂的年代，君主的賞賜似乎可以帶來民眾更多的感恩與效忠；而吝嗇的君主，應該是會受到民眾的厭惡與不滿。但是，馬基維利從現實經驗與歷史教訓中，所得到的觀點卻大不相同。
他指出，一個平時慷慨大度的君主，在剛開始或平時或許能給人民帶來好處，受到民眾的愛戴；但是，當花費越來越大，人民的胃口也越養越大。而君主的財力有限，或是碰到戰爭時，君主沒有辦法再滿足人民，就會受到人民的怨恨。甚至於君主為了維持花費或準備戰爭，勢必會向人民徵稅，加深人民的負擔，引來更多的怨恨。
因此，馬基維利認為一個君主應該要吝嗇，節省花費，平時就儲備資源以備不時之需。倘若真有需要，或戰事發生時，君主也就無須額外向民眾徵稅，民眾反而可以過比較好的日子。
馬基維利也提供了一個君主可以「慷慨」的時機，就是「慷他人之慨」，倘若攻下別人的城邦，不妨讓士兵分享成果，可以加深部隊的向心力。否則，「追求慷慨的名譽必然招貪婪之名，而貪婪之名會同時給你招來壞名聲和人們的憎恨」。
君主應該表現仁慈，還是殘酷？尋求受人敬愛，還是被人恐懼〈第十七章〉？倘若君主為了展現仁慈的一面，結果造成整個國家混亂，內爭、謀殺、搶奪等事件，反而造成更大的混亂與傷亡。但是殘酷的君主，只是針對少數人「殺雞儆猴」，反而可以較少的損失，卻獲得更多的秩序與安全。因此，殘酷的君主反而比仁慈的君主其實更「仁慈」。
馬基維利認為，受人民愛戴，這是操之在人民。人民可以愛或不愛，端視人民自己的感受；可是，如果讓人民畏懼，這是君主的作為，這是君主主動可以掌握的。因此，馬基維利認為與其受人愛戴，不如受人敬畏，後者可以操之在君主自己的手裡。
君主是否應該要守信〈第十八章）？馬基維利認為君主要不要守信，端視守信的結果可以帶來好處，還是不守信可以帶來好處？因為，「由於人性本惡，既然人們不會對你信守承諾，你同樣也無須對他們守信」。君主應該要有「獅子般的凶猛」與「狐狸般的狡猾」。
作為君主，雖然沒有必要具備所有的優點，但是要讓人們認為你具有這一切。讓人們認為君主有同情心、重信義、有人情味、光明正大，這點非常重要。為維護國家利益，有時不得不背信棄義，拋開大慈大悲之心，甚至喪失人性。君主首先應該做的是在最佳狀態下如何維護國家利益。如果成功了，對於你採取的任何措施誰都無從非議，誰都會表示讚賞。
不拘泥信義的君主，更能成就大業。善於操縱別人的君主，比信任別人的君主，從結果上來看，更能獲得事業的成功。要取得成功，一靠法律，二靠權力。
做為領導者，有必要學習人性和獸性。這兩者，缺少任何一樣，都不可能長久維持地位不變。馬基維利認為世上的鬥爭是法律或武力的鬥爭，人類應該是在法律上競爭；可是，情況危急時，人類應該要像野獸一般，借重武力的力量，運用獅子與狐狸的特質，才能在鬥爭中求勝。
馬基維利認為，君主在表面上，還是要裝作是「仁慈、守信、寬大、人道、正直和虔誠」，其中特別是最後一項「虔誠」最重要。大部分的人只能看到表象，因此，當君主表現出「虔誠」之類的德行時，會比較讓人民安心與效忠。而實際上，君主則是要有靈活的頭腦，隨時背道而馳，「根據命運的風向和運氣的轉變而轉變」。
但是為什麼君主要「裝作」是有德行的人呢？馬基維利在第十九章〈論應該避免被藐視與憎恨〉花了比較長的篇幅說明這個觀點。「如果君主被人認為變化多端、輕浮淺薄、軟弱怯弱、優柔寡斷，他就要受人輕視了」。
受人輕視的君主，也就是沒有得到民心的君主，很容易失去政權。外力入侵，尚可抵抗；可是失去民心，篡奪者隨時可以起義高呼，奪下君主的權位。因此，君主必須做一個「偉大的偽裝者」。
馬基維利認為，君主應該還是先討好軍隊，因為是最有權力的人。如果軍隊已經腐敗，想要搜刮民財，馬基維利認為君主應該向軍隊妥協，否則自己地位不保。如果，君主為了捍衛民財，而向軍隊抗拒，馬基維利認為這是導致自我毀滅的愚蠢「善行」。馬基維利提出了一些很銳利的觀點，令人有些難受，但又不得不承認的問題。
《君主論》一書在政治思想史上的主要貢獻是徹底分割了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雖然馬基維利也強調道德的重要性，但君主所應該做的是將善良與邪惡作為一種奪取權力的手段；一個聰明的君主會妥善的平衡善良與邪惡。馬基維利談論的是「政治現實面」而不是「政治應然面」。
因此，那些道德教條、理應如此的道德正義主張，都不是他要處理的問題；而在政治現實面的戰場上，他其實也豎立了一個最高的價值，就是「國家至上」，這裡背後可以是包含國家內多數人的生存、安全、秩序或許還有國家尊嚴、民族延續之類的價值。
在此價值下，過去古人或基督教會所宣傳的仁慈、寬容、慷慨、守信等德行，都只不過是「小信小義」，並無舉足輕重的地位。馬基維利關心的是國家的生存，在此前提下，一切可為。
換言之，馬基維利從確立最高權力的存在—國家，然後再來檢視倫理、道德，符合前述利益的，可以稱之為德行、正義；不符合前述利益的，那只不過就是些愚蠢的行為而已。因此，最大的倫理也就是「國家的生存、大多數人民的安危」，這個最大的道德目標。這也是為什麼馬基維利在最後一章，一再提到的「正義」。
馬基維利也指出了邪惡手段的一些限制，首先，他指出只有維持穩定和繁榮才是國家可以追求的正當目標；個人為了其利益而不擇手段，則不是正當的目標，而且也不能正當化邪惡的手段。君王不該對於其臣民抱有完全的信賴和信任。這本書是許多西方統治者學習統治術的經典。
「人們實際的生活，和人們認為應當如何生活，有天壤之別，以致於一個人要是不切實際地想當然行事，那麼，他不但無法保持現有狀態，還會導致毀滅」。因此他被稱為是政治科學始祖，因為將焦點關注在「是什麼」而不再是虛幻的「應該是什麼」。
一個政權的存在，並不是依賴學者、道德家幻想的規則在運行，政治世界有現實運作的法則，無視於這種現實法則，馬基維利認為就是自取滅亡。馬基維利並沒有完全否定道德的存在，也並非鼓吹完全的自私或墮落。儘管如此，天主教會仍將《君主論》一書列入禁書名單。
馬基維利的《君主論》是一個國家領袖面臨戰亂、沒有規則的社會競爭下，應該有的基本權謀與能力，這種權謀必須能夠確實保障多數人的生命財產安全，而不是為了私利，才有正當性。
對於民主政治下與百姓知識水準高的社會，這種領袖權術就不夠高明了，反而變成小人的奸巧行徑。在百姓知識水準高的民主社會，所有政治人物首先要做到「以身作則」的社會典範，而非使馬基維里的權謀手段，再用形象包裝詐騙百姓。在百姓知識水準高的社會，政治人物應該守信用、說到做到，誠信是政治人物最重要的品德。
馬基維里考慮如何鞏固君主權力，但是如何確知這名君主握有權力是為國家的永續發展呢？人民如何判斷政治人物所行所為，是不是直接為百姓長久利益著想？必須依據政治人物平日言行的誠信度，和過去從政的成績。
在現代民主國家，政治人物的政權取得是透過選舉投票，政客使太多權謀會令人厭惡，讓人民質疑他華而不實，表裡不一，民意支持度因此下降，因而失去權力；但是在動亂的時代，政客懂愈多權謀，就愈容易創造生存空間。
馬基維里最大的貢獻是，明確指出人性本惡，一定要時時提防政客與權貴階級的邪惡。人民對政客應該耍權謀，提防政客的邪惡；而政客對百姓，則應該誠信與忠誠。
在民主選舉的時代，政治人物應公平競爭，靠理性與專業的實力一決高下。國民黨本是邪惡的政黨，照理講應該很容易被比較關注社會弱勢與人權的民進黨，徹底打敗才對，但是為什麼花了二十幾年，國民黨仍一黨獨大？
因為民進黨文宣部的黨工們，對新聞記者有太多的權謀，經常對記者說話不算話，甚至惡整記者，使得新聞界私下都非常厭惡他們的嘴臉。因此，民進黨一直無法取得強而有力的正當性，而被社會肯定。
馬基維里《論李維》中總結了一系列的歷史教訓，描述了共和國應該如何成立、架構，涵蓋了對權力的制衡與分立、政治權力分立的好處、以及共和國比君主國優秀之處。對之後法國的盧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社會契約論》中，盧梭就多次引用了馬基維利的著作。
其實馬基維利Machiavelli生活的時代，也是達文西、米開朗基羅、和拉斐爾生活的時代；也是馬丁路德
(Martin Luther) 活在世界上的時代。是文藝復興末期，藝術達到最高峰，政治達到最人文主義，以理性為中心，以現世為目的的新文化運動最高潮的人本主義時代。
在文藝復興時期，一般百姓並沒有受到多少教育，政治家的政治思想往往百姓無法馬上理解；因此透過戲劇、教堂繪畫、雕刻、建築等等作品，直接透過眼睛衝擊百姓的內心世界，思想因此產生質變，人生觀、世界觀與宗教觀點逐一改變，然後形成社會氣氛與意見螺旋。
阿里奧斯托 （Ludovico Ariosto 1474-
1533年）義大利詩人。阿里奧斯托提出了「人本主義 」，關注在人類的優勢和潛力，而不是只在它從屬於上帝的角色。 他是義大利文學院派戲劇的創始者。他年輕時就獻身製作羅馬的戲劇，有些作品使用原文，有些則翻譯成義大意文
他的另外兩部喜劇作品：《錢箱》 以及《偽裝者》，在結構上像羅馬喜劇，在內容上以義大利為背景。例如，《偽裝者》中，古代與僕人交換身分去追求美人的偷情者，在劇中換成當時費拉拉大學的學生；在前言中，還有有關同性戀的妙語。 類似這樣的改變，使它符合羅馬理論對戲劇的要求：生活的模仿、風俗的明鏡、真理的形象。此外，在兩幕之間還穿插歌舞表演。此劇在1519年又在教廷為立歐十世重演，並成為後來模仿的榜樣。
長篇傳奇敘事詩《瘋狂的羅蘭》是他的代表作，以查理大帝及其騎士同回教徒的大戰為背景，以騎士羅蘭對安傑麗嘉的愛情為主要情節。羅蘭為追尋出奔的安傑麗嘉，走遍天涯海角，歷經種種驚險的遭遇，後來得悉她已經同回教徒勇士梅多羅結了婚，因痛苦和絕望而發瘋。這部長詩情節曲折離奇，富有神話色彩。
作者借用中世紀流行的騎士傳奇的體裁，是為了反映義大利的現實生活，表達人文主義思想。他用優美的筆觸描繪大自然的美，是為了抒發對現世生活的讚美；寫不同宗教信仰的男女青年勇於克服艱難險阻而熱烈愛戀的故事，是對中世紀宗教偏見和禁欲主義的批判，對愛情和英勇行為的歌頌。他滿懷愛國激情，譴責外國侵略者和封建君主給義大利帶來的災難，要求給義大利以自由、統一、和平與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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