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復興時期的社會宗教形勢 (二)

G. P. da Palestrina - Motets for 5 voices

徐弘毅2015.10.24.

十字軍東征之後，傳統西羅馬帝國的地區，接觸到大量的希臘地區哲學，甚至接觸了伊斯蘭文化，這些文化與思想的衝擊經常使教宗集團被迫回應，但是仍然產生了火花，逐漸影響他們的思想觀點。

思想的影響是上一代影響下一代，同時代的人互相影響。高知識分子思想先受衝擊了，人生觀與世界觀才會逐漸打破；接著，頂尖的藝術家、工藝家、文學家才會跟著受影響。

羅吉爾‧培根﹙公元1214年前後–公元1294年前後﹚他是個酷愛數學和科學的大博學家。科學，在他所處的時代裏，與煉金術混為一談，並且被人認為是夾雜著妖術或魔法；培根經常因異端和魔法的嫌疑而遭到禍害。

公元1257年弗蘭西斯教團的總管，聖博納梵圖拉在巴黎把他置於監視之下，並禁止他刊行著作。公元1271 年他寫了一部名叫《哲學研究綱要》的書，他抨擊了僧侶的愚昧無知。公元1278年他的著作遭到弗蘭西斯教團總管的譴責，被投入監獄歷時達14年之久。公元1292年他獲得了釋放，但出獄後不久便死去了。

他的學識是百科全書式的，他和當代許多哲學家不同，對實驗給以很高的評價。他曾用虹的理論來證實試驗的重要性。他寫過一些精辟的有關地理學的文章；哥倫布讀過他這方面的著作，並受到他的影響。

他是個優秀的數學家；經常引證歐幾里德幾何學的第六卷和第九卷。他又根據阿拉伯文資料論述透視畫法。他認為邏輯是一種無用的學問；但另一方面，卻給煉金術以足夠的肯定，並從事這方面的著述。

他說，愚昧有四種原因：一﹑脆弱而不適當的權威所樹立的範例。二、習慣的影響。三、無識群眾的見解。四、於炫耀外表的智慧之中掩飾自己的愚昧。以上這四種災害產生了人間所有的罪惡，其中的第四項尤其是最為惡劣的。

支持某種見解時，從祖先的智慧，習慣或共同信仰進行議論是錯誤的。他認一個人不當尊重權威。他很尊重亞里士多德，但也不是毫無限制。他說「只有亞里士多德和他的信徒，在所有智者的判斷中才被稱為哲學家」。當他談到亞里士多德的時候，他使用「大哲學家」這一稱呼，他告訴我們，就連這人也未達到人類智慧的極限。

他說，從異教徒那裏獲得知識也無不可時的口氣，卻聽來更為懇切。培根讚揚數學，他把它當作確實性的唯一﹙未經啟示的﹚源泉，和把它當作天文學和占星術所必需的科學。作為知識的一個來源，培根重視實驗過於論證，因而受到了近代的賞識。

阿拉伯哲學家們像他一樣對科學感到興趣，並相信魔法和占星術，然而基督徒們卻認為魔法是邪惡的，同時占星術是一種欺騙。他與中世紀基督徒哲學家們是大不相同的。

鄧斯‧司各脫John duns scotus﹙約公元1270–1308年﹚生於蘇格蘭，晚年在巴黎度過。他是個奧古斯丁主義者，但摻雜了較多的﹙經由奧古斯丁而來的﹚柏拉圖主義。他相信自由意志，他主要對顯證感到興趣，所謂顯證，就是不待證驗而得知的事物，顯證共有三種：﹙1﹚自明的諸原理，﹙2﹚由經驗而得知的事物，﹙3﹚我們自己的行動。

佩脫拉克(Petrarca,1304~1374)，義大利人文主義詩人兼學者。父親是佛羅倫斯著名的公證人，後來父親送他到博洛尼亞學習法律，但他酷愛文學；1327年某個日子裡他遇見了一位法國女子羅菈（Laure de Noves），佩脫拉克的大部分抒情詩皆為羅菈所寫；他在年輕時已是著名的詩人兼學者，1340年前往羅馬接受「桂冠詩人」的封號；1353年時離開亞威農，在義大利北部米蘭和帕多瓦等地度過餘生。

佩脫拉克的許多抒情詩皆為羅菈所寫；他的詩歌在全歐洲都受到推崇和模仿，這種模仿被稱為「佩脫拉克主義」，其十四行詩形式的完善影響了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1564~1616）和斯賓塞（Edmund Spenser，1552~1599）等人，在義大利和文藝復興運動中有著重要作用，為他嬴得人文主義者的先驅美譽。

佩脫拉克用拉丁文和義大利文寫作，曾長期遊歷歐洲各地，搜羅、研究古希臘、羅馬作品，廣為注釋闡述古典文學，是文藝復興時期最早的人文主義者。其成名著作為一系列愛情詩《歌集》Canzoniere (Songbook)、用拉丁文寫的《沒有收信人的信》，以及敍事詩《阿非利加》（Africa,1338-42）等。

佩脫拉克與但丁、薄伽丘同為十四世紀三大作家。以鼓吹古典文化，提倡人文主義被視為歐洲人文主義之父。他對古典歷史的深刻認知成為現在的文學和哲學意義的源頭，且為歐洲文藝復興打下了重要的根基，後人譽他為「文藝復興之父」。

佩脫拉克熱愛生活，熱愛美麗的大自然，反對中世紀教會長期以來宣揚的禁欲主義。他喜歡游覽，尤其喜歡登高遠眺，領略自然風光。他常和友人尋訪古代遺跡，周游名山大川，飽覽山光水色。這些行動在當時是不同尋常，引人注目的。 

在風景秀麗的地方，在遠離城市喧嚷的田園山庄中，佩脫拉克揮筆寫下了許多著名的詩作。他描繪斯佩西亞海灣靜謐安寧的美景，威尼斯港口五光十色的世景人情、那不勒斯城熱烈悠深的傳統氣氛；他贊美純真的愛情，他歌頌自己美麗的祖國意大利。 

《阿非利加》描述了第二次布逆戰爭。這首用拉丁文寫的長詩，最終並沒有完成。詩中贊揚了擊敗迦太基統帥漢尼拔的羅馬將領西庇阿，實際上也是對偉大的意大利民族的贊美。中世紀的意大利，諸侯林立，政治上處于四分五裂，常遭法蘭西、西班牙等國的侵略。

佩脫拉克在《意大利頌》中，表達了他反對封建割据、渴望祖國統一的強烈願望。他呼籲意大利，「掙脫你身上沉重的鎖鏈」，爭取統一和獨立。1351年，佩脫拉克拒絕了地位尊貴、收入豐厚的教皇秘書職務，為的是能為羅馬人民進行一些有意義的改革。 

佩脫拉克一生的大部分時間不斷地到處旅游，足跡遍及西歐各著名威市，結識了不少學者名流。他不惜金錢、不辭辛勞，收集拉丁文古代殘稿，精心收藏希臘古代作品，對古羅馬的遺物，諸如錢幣、碑刻、雕像等都加以搜集收藏。他在挖掘古代文化上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貢獻。 

名言：如果你能說出你的愛有多深，那麼表示你還愛得不夠。

我不想變成上帝，或者居住在永恆中，或者把天地抱在懷抱裡。 屬於人的那種光榮對我就夠了。 這是我所祈求的一切。 我自己是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

文藝復興(Renaissance) 的意涵是再生之意、而再生的內涵是古希臘、羅馬的拉丁文化（尤其是藝術及文學方面）。文藝復興源自義大利，後因法國與西班牙以義大利為戰場、及政治婚姻的交流，促使文藝復興向北擴張，進而促成歐洲在藝術文化上、全面性的文藝復興。

義大利文學家但丁、佩脫拉克、薄伽丘等首先掀起批判經院哲學的啟蒙運動，提出人文主義新思想。文藝復興最具特色的的人文思想是人文主義(Humanism)及俗世主義。

一、人文主義(Humanism)，拉丁原文為Humanitas. 它是指以人為中心、從人性的觀點觀看世界的一種思想。這樣的思想相對於中古世紀將人視為的神性的思想是一項大突破。

人文主義的思想發源於義大利，其發展的背景與義大利的政治經濟背景有關。當歐洲國家陸續建立統一的君主專政體制時，唯獨義大利在十五世紀時仍處於城邦結構。當時五個主要的城邦分別為米蘭、威尼斯、佛羅倫斯、熱那亞及那不勒斯，城邦的領導者掌控各城邦的發展。

而義大利自羅馬時期便掌握地中海的貿易，商業的繁榮促使義大利城邦各有其發展特色，如威尼斯掌控海上貿易、是當時最富庶的城市。佛羅倫斯是當時的財務金融中心、銀行林立貿易興盛。在商業繁榮、生活富庶以及城邦的貴族支持下，義大利的文學與藝術蓬勃發展，人文主義思潮也隨之展開。

人文主義的文學是藉由對古希臘羅馬文學、哲學的愛好與研究、進而激發出與中世紀宗教文學截然不同的文學內涵，同時、對人的看法也與中世紀以神性來討論人性的觀點有很大的差異。

但丁(Dante Alighieri)的「神曲」提倡人文主義、崇尚理智、追求真理。佩脫拉克(Francesco Patriarch)在其詩集「秘密」中說「我不想變成上帝…我自己是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更在「十日談」中以生動的故事說明了「食色性也」。

人文主義下的藝術發展，著重寫實、強調光與影及位置的對位，半裸或全裸的人體更成為文藝復興末期繪畫的主題，基督、聖母不再是唯一的繪畫重點。寫實的人物表情、豐富的衣著描繪在文藝復興的繪畫作品中多有精彩之處。建築藝術也從誇張的歌德裝飾風格回歸樸實的羅馬風格。

二、 俗世主義: 在人文主義的思潮下，人們愈來愈重視個人的想法、感受與生活。個人無需再謹遵中世紀教會所頒訂的道德規範及禁慾主義。個人越來越注意,如財務的盈虧、精緻的住宅、華麗的衣服….等個人事物。個人主義、俗世主義遂成為文藝復興時期的特徵。

文藝復興正逢歐洲開拓新大陸的時期，貿易市場也隨之擴大，有錢的商人成為社會新貴。再加上文學藝術的發展，中古封建時代原有的三層社會階級: 教士、武士領導者與基層勞工已不足以描述文藝復興時期的社會階層。文藝復興時期的社會已多層分化為貴族、學者、專業人士(醫生、律師)、商人、藝術家、工匠、農民與勞工。

有錢的商人藉由與貴族聯姻、或以財富交換參與國家政治的權力。這樣的人在文藝復興以後的歐洲愈來愈多、資產階級便成為它們的代號、資本主義也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而發展。

各國的產業在君主採行重商主義下迅速發展。14世紀起、佛羅倫斯已出現資本主義的生產，1388年時、佛羅倫斯擁有200家毛呢業手工工廠，毛紡織工3萬餘人，每年產出毛呢10萬匹以上、行銷西歐與近東國家。

15世紀、英、法、德、西班牙與尼德蘭也都相繼產生分散式和集中式的資本主義手工工廠。 很明顯的、資本主義的發展使得歐洲自農業社會跨入快速競爭的商業社會。

隨著社會多層化發展、階級成為社會地位的代表。Civility (禮貌)成為教育重視的內涵。早先中古教育的目的是培養傳教士，文藝復興的教育則強調培養博學的俗人，透過文理科的學習（含文法、修辭學、邏輯辯論、算術、幾何、天文、詩及歷史）提升人的心智素質，進而建立有禮貌的社會。而有禮貌的實質表現是合宜的服飾與舉止、妥善計畫金錢、以及有學問。

十五世紀古騰堡（Johann Guteberg，西元1396－1468年）發明活字版印刷，促進希臘、拉丁文流傳和通俗語文文學的普及。文學不再專屬於貴族，隨之而來的是廉價的書籍造就讀者驟增，更使作品內容與風格走向大眾化、平民化，形成各國通俗語文寫作，以及發展使用本國語寫作的風氣。最後更以各國國語取代拉丁文。

由於一般讀者，沒有古典文學的深度修養，更沒有貴族的閑情雅致去欣賞古典文學或中古文學，自然不會緬懷過去，反而對反映現實生活的文學作品感興趣。因此，薄伽丘《十日談》取材當時的社會狀況，並成為當時最受歡迎的作品之一。然而，這種由艱深的拉丁文寫作步入平易近人的本國通俗語文寫作，從古典走入現實、神學回歸人性，讓文學與現實再度結合，這便是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學特質。

約翰·威克里夫（John Wyclif，約1320年—1384年），歐洲宗教改革的先驅。威克里夫生於英國，於1345年到牛津大學就讀，曾任牛津大學哲學、神學博士，1369年起任英王的侍從神父，1374年受英王委派與教宗代表就英國教會的神職任免權問題進行談判，未達成協議，從此抨擊教宗權力至上。

威克里夫（John Wycliffe）於公開場合批評羅馬教廷所定的各項規條及不合神心意的教宗。於1376年開始批評聖職人員，原因即是教會過於和執政掌權者親近、政教不分，且生活優渥不愁吃穿，教會腐化的程度超乎想像。對於教宗所立的多項規條也不符合聖經的教導，一切應回歸到聖經，以聖經為信仰生活的準則。

他對羅馬口誅筆伐，在公開演講和寫的小冊中，稱教皇為「敵基督者」，稱擁護羅馬的教職人員「凱撒的教牧」。 他勇敢直言，指出教會應有的改革，以聖經，道德和常理，斥責教廷的黑暗和錯誤。 這在當時是沒有人說過，也沒有人敢說的。 

他更說：「教皇必須在使徒和王的職分選擇其一：如果他想要作王，他就不能宣稱自己是使徒；如果他作使徒，他就不能要金子。」

他說，教廷已經擁有英國三分之一的產業，還要貪婪苛求，向英國的貧苦大眾勒索大量的金子和十一奉獻；如果他貧窮，我們可以濟助，但沒有義務奉獻。 因此，他認為英國應該在教職人員的任用權和經濟上獨立。 這正是教廷和英王政府爭議的所在。 

早在1380年左右，他就看出天主教的錯誤，在於其違背聖經；而且他們限制信徒不得自己讀經，以至很多教會沒有聖經。 他認為根本的辦法，需要翻譯本國文字的聖經，使信徒能夠普遍誦讀，明白真理。 真理可以使人自由，脫離羅馬教的迷信桎梏。 

基督教的真理，越普遍的被人知道越好。 因此，聖經不能僅限於拉丁文，應該譯成大眾化的方言。 如果基督的恩典，使祂的聖言臨到外邦人，豈能從基督教的英國奪去祂的話？ 如果你說譯經就是異端，也就等於把基督貶為異端。 

另外由於當時聖經所採取的是拉丁文聖經，人民閱讀不易，故為了大家都能懂得聖經中的意思，威氏於1380到1382年間，與數位朋友將此聖經合譯成英文聖經，同時也將教義等等資料彙總，均以英文來呈現，並帶到英國各地方。但此舉引發教宗及聖職人員的不滿，威氏開始遭受到逼迫，幸賴許多王公貴族及平民百姓支持他，直到過世都未落入逼迫者的手中。

威氏曾有一段時間任職於王室，國王仗著國會對他的支持，拒絕效忠教宗，由於威氏早就敵視教宗，於是以寫文章的方式來護衛國王，前後寫了〈教皇分裂(Schisma Place)〉一書，說明了教宗根本不是清心寡慾的使徒。當時印刷術尚未發明，整個翻譯的工作是以手抄的方式一段段完成，每抄完一段即流傳出去，最後再做總整理，使完整的英文譯本可以問世。

威克里夫主張各國教會應隸屬於本國國王，教宗無權向國王徵收賦稅，並建議國王沒收教會土地，建立擺脫教廷控制的民族教會。他否認教士有赦罪權，要求簡化教會禮儀。因此，他遭到時任教宗的五次譴責及大主教的通緝，但獲牛津大學的師生及倫敦市民支持，並得英王的保護。

1381年威克里夫被迫幽居寫作，把聖經譯成英文，並完成神學著作。他主張聖經的權威高於教會，信徒應服從基督而非教會。威克里夫注重講道。他先選讀經文，加以詳細解釋；後半則是講到如何實用踐行。 他以神的話為首要，最反對人站出來在前面。 他寫道：「這不是別的，只是人的驕傲；各人都求自己的榮耀，各人都講自己，不是基督。」 宗教改革的種子，在全地上更加散播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