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ch: Magnificat in D major, BWV 243 | Philippe Herreweghe
徐弘毅2015.10.21.
大約在1182年,天主教方濟出生在亞西西城富有的布商家中,富裕的家境,天生的領袖氣質,年少的方濟受同儕擁戴成「亞西西歡愉王子」。父親雖事業有成,但畢竟不是貴族,他渴望晉陞名門的心願,便落到了兒子方濟的肩上;當時要躋身貴族之列,當騎士是最佳捷徑,方濟加入亞西西軍隊。
方濟在參與十字軍南下將近40公里處的Spoleto城,方濟聽到了一個聲音對他說:「方濟,誰能為你做更多的事?主人或是僕人?富人或乞丐?」
他回答:「主人和富人能為我多所作為。」
「那麼,你為什麼離棄了主人而獻身與僕人?為何揀選乞丐,而放棄無窮富有的天主?」
戰事中方濟淪為俘虜,後因病釋放返回亞西西,長期處於患病狀態。他體悟「我們應結出相稱的痛悔果實來。」我們要愛人如己;我們要有愛和謙遜:我們要施捨,因為施捨能洗淨我們靈魂的罪污。事實上,人們留在世上的一切都要喪失;只能帶走他們的愛和施捨的代價,他們將從天主那裡領取這代價的酬報與相稱的獎賞。
我們不該按血肉之見,去做聰敏與明智的人;而要作一個誠樸、謙遜、純潔的人。我們該為了天主的緣故,作眾人的僕役、並隸屬於人;凡是如此行事,而又堅持到底的人,主的聖神將安息在他們身上。
方濟會修士他們致力於祈禱、勞力工作與宣講福音;他們的生活方式則與他們所堅持的貧窮完全一致。最後,方濟在1226年的10月3日傍晚與世長辭,享年45歲。天主教裡的聖芳濟會,是天主教裡保留最多原始耶穌生活型態的教派,對天主教的現代化有相當大的影響。也是目前少數還在世界各地宣教的天主教次團體。
天主教對台灣的貢獻:比利時的馬世光、侯德發及吳偉立神父,民國五十年左右先後來台,在聖心會協助下,對遊民、孤兒和弱勢勞工,展開無私的服務奉獻;一晃眼都已是髮蒼視茫的老人,回首過去,三人露出慈祥地笑容說:「我們愛台灣,這裡已是我們的家了。」
79歲馬世光神父,來台逾52年,仍心繫北市平安居遊民中途之家的服務工作;許多遊民來來去去,他最高興他們能重新振作,「每次看到他們願意回家,或是找到工作,都覺得特別感動。」
馬神父曾輔導、追蹤一個十幾歲就離家的小孩,看著他回家、找工作,最後還邀請馬神父參加婚禮,「現在也已五十幾歲,當阿公了!」五十年無間斷的付出,讓遊民知道還有人不放棄他們。
幽默風趣的侯德發神父已74歲,來台47年。他主持全台第一座信奉聖女「嬰小路」的小德蘭教堂;侯神父成立課輔班,費心地照顧無數單親孩童和孤兒。
最「年輕」的吳偉立神父,也已71歲,他負責輔導弱勢勞工,替他們爭取更多的資源;吳神父說,不少勞工不幸發生職災,卻礙於教育程度,意外發生後不知如何是好,一家生計也陷入困頓,「適時伸出援手,其實是救了一個家庭」。
來台半世紀的頭城天主堂荷蘭籍神父羅文思,長年在宜蘭頭城、礁溪傳教,並創辦「文聲復健院」,幫助上千名小兒麻痺患者,荷蘭籍神父羅文思,1963年九月來台傳教,當時社會民智未開,排斥小兒麻痺患者,羅文思所屬的天主教遣使會致力小兒麻痺患者治療,他和其他神職人員挨家挨戶訪查頭城、礁溪一帶小兒麻痺患者,與家長溝通,帶患者北上治療。
1970年,羅文思任礁溪天主堂神父時,成立「文聲復健院」,提供小兒麻痺患者居住、復健等,並親自開車接送患者上下課。五十年來,超過一千名小兒麻痺患者受他幫助走出陰霾,踏入社會。
曾受協助的吳建明紅著眼眶說:「神父就像我的再造父母!帶給我不同的人生。」他說,出生後罹患小兒麻痺,十歲時(1970年)因行動不便,在街頭爬行,正巧被神父遇見。神父帶吳建明至台大醫院手術治療,還給他完整的教育,助他從陰影中走出,有著喜樂人生。
「現在我的雙腳走得很好。」吳建明說復健過程艱辛,當年為了方便,行走會撐拐杖,神父為讓他們學習獨立,把拐杖一一收起,要他們以自己的雙腳大步前行,咬牙噙淚踏出的每一步都辛苦痛楚,現在回想起來卻很值得。
出生波蘭的平靜修,擁有澳大利亞國籍,她早年投入教會服事,協助修會推動青少年教育關懷工作,也在澳門籌建曉明女中等學校,提供弱勢青少年免費就學。來台灣後在輔仁大學成立青年學生宿舍,後來便到新竹市長住,參與藍天家園及米可之家等青少年中途之家的設立,輔導新竹地區的中輟青少年。
聖托馬斯阿奎那﹙生於公元1225﹐死於公元1274﹚被認為是最偉大的經院哲學家。他在大多數場合是追隨著亞理士多德。在阿奎那以前,人們對於亞理士多德的觀念一直被新柏拉圖主義的附加物所蒙蔽,而他卻主述真正的亞理士多德,並厭惡柏拉圖主義,即便是出現在聖奧古斯丁言論中的也不例外。他說服教會使之相信,作為基督教哲學基礎,亞理士多德的體系比柏拉圖體系更為可取;關於這一點天主教哲學家,和哲學教師們是不許公然宣講的。
聖托馬斯阿奎那表示,首先讓我們考察一下「智慧」的意義。一個人在某項特定的工作上,例如修建房屋,可能是聰明的;這意味著他通曉達成某種特定目的的方法。但一切特定目的都從屬於宇宙的目的,因而智慧本身是與宇宙的目的相關的。宇宙的目的是知性的善,亦即真理。在這種意義下尋求智慧便是最完善,最崇高,最有益處,和最為愉快的事業。這些都靠引據「大哲學家」,即亞理士多德的權威得以證實。
阿奎那說,我的目的是要闡明天主教信仰所宣揚的真理。但我必須依據自然的理性,第一步是證明上帝的存在,設若我們知道上帝的本質,這個論斷就會是真實的,但是我們除了極不完備的一點知識外,並不知道上帝的本質。
中世紀的神學家們主要討論辯證的對象是上帝,上帝存在嗎?本質是什麼?等等,阿奎那也不例外;但是上帝看不到,都要靠人來推測、猜想,對人類文明的發展沒有太大的意義。最大的問題是,忽略人,忽略社會上的不公平與各種疾苦,忽略自然科學的研究,阿奎那的思想基本上都與聖經的脈絡相違背,也就是這時期的哲學家大都是一種臭酸秀才,愛說大話而不知民間疾苦,但是他們維持住上帝的善、完美與神聖性的形象,因此維持住社會上的基本道德標準。
阿奎那是當時代的大學者,他的流派使當時社會上的生活,只能關注在信仰上帝上,一切的生活都要以榮耀上帝、求得上帝的開心為主,人一生都要想念上帝,卻不容許對上帝有任何的懷疑或思考,其他一切的凡人瑣事都不重要,這是一種獨裁極權統治,一種箝制思想自由與泯滅人性的生活,同時讓教宗享有無上的權威。
LISZT~Dante Symphony *ft. Gustave Doré Scenic
Storyline*
但丁(Dante
Alighieri,1265年-1321年9月14日),現代義大利語的奠基者,歐洲文藝復興時代的開拓人物,以史詩神曲留名後世。但丁是歐洲最偉大的詩人,也是全世界最偉大的作家之一。但丁於1321年客死他鄉,在義大利東北部去世。
但丁在被放逐時,曾在幾個義大利城市居住,並將一生中的恩人仇人都寫入他的名作神曲中,對教皇揶揄嘲笑,他將自己單相思的戀人,一個叫貝雅特麗齊(Beatrice)25歲就去世的美女,安排到天堂的最高境界。有「文藝復興的搖籃」之稱的佛羅倫斯城是神曲的作者但丁的故鄉。
但丁之一生,義大利都處在紛亂和戰爭的局面下。但丁是教皇黨,後來教皇黨分為黑白兩派,但丁屬於白派,當黑派得勢時,但丁便遭放逐,離開故鄉過流浪的生活。在他的神曲中,他把政敵一一送入地獄。
神曲中的一切都是象徵性的。一開始的時候,作者告訴我們他在人生之中途迷失於一座黑暗的森林中,那森林即象徵當時義大利的紛亂。他想跑出森林,跑上那象徵道德的浴在落日的光輝中的山丘,可是獅子、豹子阻止了他的去路,在惶恐中,幸而他的愛人Beatrice派遣詩人威吉爾前來將他救出,且領他去遊地獄、煉獄和天堂。
但丁先走進地獄的邊緣,首先看見的是一個充滿呻吟的平原,在那兒有許多平庸、自私、卑怯的人在被蜜蜂和昆蟲刺痛著他們,便是象徵因未曾仗義抵抗黑派而令作者遭放逐的人。然後但丁上了小舟,渡過忘懷河,走入地獄之深處。地獄分七層,那兒有各種罪人遭受著慘不忍睹的刑罰。
煉獄也分為環形的七層,其中住著一些犯小過的人,刑罰也不慘重。煉獄的山頂可稱為地上的天國,淨化了靈魂便從那兒獲得超昇進入天堂。天堂共分九層,其中住著立法者、元首、君子、聖人、學者、英雄以及光明正大的人。第九層天便是上帝之所在,閃耀著令人目眩的光彩。
但丁的作品基本上是以義大利托斯卡納方言寫作的,對形成現代義大利語言以托斯卡納方言為基礎起了相當大的作用,因為當時主流的官方語言是希臘文,所以也是對文藝復興運動起了先行者的作用,也就是反傳統、挑戰權威、宣揚在地文化,這是文藝復興運動很重要的核心價值。
《神曲》成為義大利文學發展的一個重要基石。但丁其他的作品包括《饗宴》(Convivio),是他最長的詩及寓意評論的選集,政論文《帝制論》(Monarchia)是以拉丁文寫作的政治哲學集,在但丁死後被教廷大使Bertrando
del Poggetto譴責及銷毀,拉丁文論文《俗語論》(De
VulgariEloquentia)是平民文學的研究,《新生》(La
Vita Nuova)則是訴說他愛情故事,她也是神曲中最後的拯救。《新生》中包括許多但丁用托斯卡尼語寫的情詩,這是當時的第一個。當時的社會環境只注重人跟上帝之間的感情,人跟人的感情不重要、不足為道,所以但丁寫的情詩也等於是挑戰當時的社會禁忌。
喬萬尼.薄伽丘(1313—1375),義大利文藝復興運動的傑出代表,人文主義者。他提倡人的價值,尊重人的自由追求,抨擊歐洲中世紀教會的腐朽和黑暗,批判限制人自由追求的宗教制度。
薄伽丘,是佛羅倫薩商人凱利諾的薄伽丘和一個法國女人的私生子。據說他生於佛羅倫斯附近的契塔爾多,一說生於巴黎。幼年時生母去世,隨父親來到佛羅倫斯。不久,父親再婚,他在嚴父和後母的冷酷中度過了童年。
後來,他被父親送到拿坡里,在父親入股的一家商社不情願地學習經商,毫無收穫。父親又讓他改學法律和宗教法規,但無論是商業還是法律,都引不起他的興趣。他自幼喜愛文學,便開始自學詩學,閱讀經典作家的作品。這段生活使他親身體驗到市民和商人的生活以及思想情感,融入到他日後寫成的《十日談》中。
在拿坡里生活期間,薄伽丘有機會出入安傑奧的羅伯特國王的宮廷。在這裡,他被壓抑的個性和才智得以充分地施展,他同許多人文主義詩人、學者、神學家、法學家廣泛交遊,並接觸到貴族騎士的生活。這豐富了他的生活閱歷,擴大了文化藝術視野,進一步煥發了他對古典文化和文學的興趣。
1340年冬,薄伽丘父親的商業活動受到挫折,經濟狀況惡化。薄伽丘無法維持原先悠閒自在的生活,便回到佛羅倫斯。在佛羅倫薩尖銳激烈的政治鬥爭中,他始終堅定地站在共和政府(百姓所組成)一邊,反對封建貴族勢力。他參加了行會,曾擔任管理財務的職務,多次受共和政府的委託,作為特使去義大利其他城邦和教廷執行外交使命。
1350年,薄伽丘和詩人彼特拉克相識。翌年,他受委託去邀請被放逐的彼特拉克回佛羅倫薩主持學術討論。從此,這兩位卓越的人文主義者建立了親密無間的友誼。薄伽丘潛心研究古典文學,成為博學的人文主義者。他翻譯了荷馬的作品,在蒐集、翻譯和註釋古代典籍上作出了重要貢獻。晚年,他致力於《神曲》的詮釋和講解,曾主持佛羅倫斯大學《神曲》討論。
1373年10月23日,薄伽丘抱病在佛羅倫薩大學《神曲》討論會上作了最後一次演講。第二年,契友彼特拉克的逝世,給他精神上很大的打擊。1375年12月21日,逝世。
薄伽丘是位才華橫溢,勤勉多產的作家。他既以短篇小說、傳奇小說蜚聲文壇,又擅長寫作敘事詩、牧歌、十四行詩,在學術著述上也成就卓著。
傳奇小說《菲洛柯洛》是薄伽丘的第一部作品,大約寫于1336年左右。它以西班牙宮廷為背景,從中世紀傳說中汲取素材,敘述一個信仰基督教的少婦和一個青年異教徒的愛情故事。他們衝破種種阻撓,有情人終成眷屬。《菲洛柯洛》是歐洲較早出現的長篇小說。打破當時社會受基督教神學影響所關注的生活重點的反傳統劇作,這是文藝復興運動很重要的核心價值觀。
敘事長詩《菲洛斯特拉托》(約1338年)和《苔塞伊達》(1340—1341),分別從《特洛伊傳奇》和維吉爾的《埃涅阿斯紀》中擷取題材,它們讚頌純潔的愛情、高尚的友誼,展示人世間生活的美和友情的歡樂,在古典的題材中注入了現代的情感。這兩部作品開了8行體詩的先河,也抵抗了唯有關注上帝這種思維的主流社會,而注意到人間的喜怒哀樂,是人文主義的先河。
牧歌式傳奇《亞美托的女神們》薄伽丘借用神話題材,抒寫亞美托在愛情的陶冶下,由一個粗野的牧羊青年轉變為品格高尚的人,其間穿插了7位女神向亞美托講述自己的愛情經歷。這是多神論,也是愛情取代上帝的重要性的著作。
長詩《愛情的幻影》(1342—1343)用三韻句寫成,敘述自己一次寓意性的旅行,把歌頌德行和讚美純潔的愛情結合起來。
《菲埃索拉的女神》(1343—1354)是又一部8行體長詩,寫女神和牧羊人相愛,得罪了黛安娜女神,遭到懲罰,一對戀人化作兩條河流,但最後雙雙流入阿諾河,又匯集到一起。
《菲洛美塔的哀歌》,是僅次於《十日談》的一部重要作品。它寫于薄伽丘從那波利返回佛羅倫斯之後的1343至1344年間。這部傳奇小說描寫被戀人拋棄的女子菲婭美塔的遭遇,細緻地抒寫她的愛和怨、希望和痛苦,翹首盼望戀人歸來的心理,堪稱歐洲最早的心理小說。
這些作品的共同特點都是以愛情為主題,借鑒古希臘古羅馬詩歌、神話、傳奇,顯示了中世紀傳統和騎士文學的痕跡,但又擺脫了俗套,充滿對人世生活和對幸福的追求,譴責禁欲主義。薄伽丘作品的特色就是挑戰當時的社會禁忌、挑戰威權、挑戰基督教文化,並傳播異教文化與希臘文化。
晚年,薄伽丘一心鑽研古典文化,《異教諸神譜係》(1350—1375)以豐富的史料敘述神和英雄的起源。薄伽丘在他的理論著述中,批判教會對詩歌的詆毀,提出「詩歌即神學」的觀點;他闡述詩歌應當模倣自然,反映生活,強調文學的啟迪和教育的巨大作用;要求詩人從古希臘古羅馬文化中汲取營養,並講求虛構、想像。薄伽丘擺脫中世紀神學的觀念,他的文藝理論為文藝復興時期詩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十日談》在歐洲文學史上具有重要意義,它發展了中古的短篇故事,不僅敘述事件,並進而概括現實,塑造人物,刻畫心理,描繪自然。把一百個故事鑲嵌在一起,創造了一些巧妙的諷刺手法;蒐集當時代所有神父、權貴階級的醜聞,是一部史實,醜聞新聞紀錄,也是宗教醜聞百科全書,震撼當時代的天主教威權,讓世人逐漸打破對神職人員與教宗的崇拜,是一部權貴的除魅化工程的曠世巨著,也對後世的新聞媒體產生永恆性的影響。
《十日談》出版後,立即被譯成西歐各國文字,對十六、七世紀西歐現實主義文學發生過很大影響,為歐洲近代短篇小說開了先河。此後一直到十六世紀,義大利短篇小說風行一時,短篇小說家都繼承薄伽丘的創作傳統,寫出當時資產階級所喜愛的接近現實而又複雜曲折的新故事。
薄伽丘勇敢抨擊宗教的腐敗,把教會黑暗的一面寫的赤裸裸公諸於世,發人省思,但由於當時教會還處於非常重要的地位,反對聲浪接踵而來,他無所懼怕;他也是義大利散文奠定了基礎者,無論短篇或是長篇小說,都有著《十日談》的影子,他也是文藝復興時代不可抹滅的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