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耶克啟迪30
1. 雖然施穆勒陣營最初在方法學論戰上獲得勝利，但後來在更大的競賽場上輸了。二十世紀的前十年，歷史學派面臨德國內部的挑戰。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歷史學派幾乎失去影響力。
2. 歷史學派式微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韋伯Max Weber」，他是二十世紀最重要的社會學家。雖然今日大家都認為韋伯是社會學家，但是他自己認為他的職業是經濟學家，而且是歷史學派的經濟學家。韋伯與歷史學派的爭論內容為後來奧地利學派的方法學論戰奠定基礎。
3. 【價值自由 The Value-Freedom Issue】德國歷史學派的特色是他們的經濟學者都熱中於推動政策。熊彼得對歷史學派經濟學者的上課情形有一段生動的描述：「布倫塔諾上課好像在主持政治會議，彼此熱烈回應。魯道夫‧華格納授課的時候對他假想的對手，捶胸頓足、大聲咆哮和揮動拳頭。」經濟學者有充沛的熱情與政治主張沒有什麼錯，只是感覺上跟歷史學派不斷三申五令的方法學原則形成強烈的對比。
4. 施穆勒常強調社會現象是多麼地複雜，因此需要數代的學者耐心地收集整理資料，然後才有辦法產生社會理論。這是施穆勒攻擊理論學派對手的理論尚未成熟的重點，也是他批判重商主義與自由貿易主義的基礎。
5. 但是如果施穆勒所說的是真的，那他怎麼有辦法公正地做出結論去勾勒國家政策？照他自己所講的，這個社會太複雜了，而我們的知識有限，所以我們無法有能力提出任何政策，不是嗎？看起來，人無法同時兼顧一名歷史學派經濟學者，和社會改革者的角色。
6. 施穆勒強烈反對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在他的時代，德國學術界反對自由主義可能有點道理，因為自由主義制度在德國瓦解。可是社會主義呢？歷史有告訴我們社會主義的無情教訓嗎？那個時代的史學方法追隨者，完全瞭解社會現實的複雜性，抱持著觀望的態度看當時的社會運動。
7. 隨著時間過去，更多的證據顯示，確實有清楚的判斷規則提供給歷史學派經濟學者，讓他們感覺到可以為德意志帝國制定與提出恰當的政策。毫不令人意外的，德國經濟學者為了顯示他們對帝國堅定的忠誠，經常批判外國，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前國際局勢惡化，德國學者對外國的反應只有變得更強烈。
8. 韋伯倫 Thorstein Velben 評論施穆勒的著作 《Grundriss》的第一冊，他認為施穆勒對影響各種文化機構的成長的許多因素都做了全面性的普查，而且也精確地選擇範例，但是他發現他對德國當時代的制度的讚美並不科學。
9. 韋伯倫：「當施穆勒教授他偉大的系統方法時，學生興趣的重點是科學，而不是維持德國社會接受到的各種文化機構的方法與管道，可是後者才是他們長久以來都想要做到的目標。無疑地長此以往下去，這些意見就退化成佈道內容和改革建議，也就是方法學爭論陷入爛泥巴裡，科學變成支持論點的工具而已。就在這個時候，經濟體生命的基因理論需要對企業指導、需要訓練出冷靜的經理人，也就在這一點上施穆勒的指導敗給我們了。」
10. 對德國學者在科學課程所輸入的價值觀，表示反對意見的，不限於德國以外的世界。
11. 另一個自然發生的反應與韋伯有關。韋伯以他對社會科學的方法學貢獻著稱。但是他的研究成果對德國高等教育系統來說是一個批評。韓尼斯Wilhelm Hennis說：「韋伯對自由價值的主張超越了邏輯的問題－在道德與體制上，現代社會的大學與科學完整性受到的威脅。」
12. 韋伯與高等教育系統的問題很早就開始。在完成畢業論文後，他在1893年獲得柏林大學商學與德國法學教授職位。因為他不喜歡阿爾托夫系統Althoff system那種拜占廷式的學術政策，他接受佛萊堡經濟系教授的職位。
13. 接著阿爾托夫進行干預，告訴他在巴登管這件事的朋友，韋伯最後的目的是要成為律師，他只把佛萊堡經濟教授的職位當成跳板。阿爾托夫一開始稍微破壞韋伯與大學之間的約定，但隔年佛萊堡大學還是雇用了韋伯。
14. 過了將近十年，韋伯以批判德國高等教育界而有名。1908年到1911年，他寫二十多篇關於大學學院與學術政策的文章。其中一篇於1908年刊登在耶拿的大學教師會議，他嘲笑德國「教學自由」的概念。
15. 韋伯指出，為了獲得在德國大學的教職，一個人必需對相當多的單位磕頭，通過教會與政治背景的考驗。雖然一旦獲得教職可以自由教學，但是韋伯堅決認為，基於教授的職責，老師們會在教室自我克制。
16. 韋伯的文章，一開始並不是會議的主題，但很快地主宰耶拿會議。接下來的會議，「他用聰明的方法違反命令，開啟了批判阿爾托夫系統的言論，促成許多人挖施穆勒的問題，最後演變用粗話攻擊商學院，也就在那個時候，歷史學派的地位開始動搖」，韓尼斯說。
17. 韋伯的論文「社會科學與社會政策的客觀性」一開頭主張，「有意義的人類行為」是最瞭解方法與結果之間關係的行動。我們居住環境的文化，提供我們道德價值觀，這些道德價值觀會影響我們的社會追求的目標，並不是科學來判斷什麼樣的目標是有道德性、值得追求的。
18. 韋伯：「無論必要道德的詮釋基礎或正當性是什麼，我們很明確地知道，如同個體的行為來自於社會規範的條件，文化價值完全是來自於必要道德，文化價值清楚地衍生出各種合於規範的欲望；
19. 人們覺得可以去做的原因多多少少包含這些價值。只有正面積極的信仰－更精確地說，受道德教條約束的教派－可以討論各種文化價值觀的內涵，文化價值觀是一種符合必要道德的狀態。」雖然韋伯的主張，今日看起來沒什麼不對，但是跟當時的歷史學派有衝突，他們的政策主張奠基於戰勝德國道德為前提。
20. 韋伯繼續說，如果科學可以回答怎麼處理「方法－目的」之間的關係等其他的問題，科學會更有用：某個社會已經有要追求的目標，這個目標能夠實現嗎？在達到特定目標的時候需要付出什麼代價呢？社會能不能同時追求二個或更多個目標而互不矛盾呢？所選擇的方法是不是達到目標的最好辦法呢？衡量社會政策時，科學扮演的角色是分析清楚「方法－目的」之間的關係，而不是去評價所選擇的特定目標。
21. 韋伯在「價值自由」方面的看法，奠定現今經濟學判斷價值標準的基礎。後來實證主義者和奧地利學派都接受他的格言，在科學論文中事實與價值觀必需分開討論。 翻譯編寫Bruce Caldwell《海耶克的挑戰 Hayek’s Challenge》
李鈞震：
1. 德國歷史學派的特色是他們的經濟學者都熱中於推動政策，並且非常注重社會公平正義的實現；但是一定要有「科學工具、科學數據、效率的組織」來輔佐，不然一定會「心有餘而力不足」。
2. 對德國歷史學派而言，自由貿易主義與共產主義都太過偏激，不符合社會正義，會快速的破壞穩定的社會結構，反而造成社會嚴重衝突，犧牲弱勢者。
3. 光有社會正義感與「科學工具、科學數據、效率的組織」還不夠執行理性的經濟政策，具有雄才大略又心思細膩的專業經理人很少，沒有人才任何理想都不會完美的成功。人才，一定是在公平、自由競爭的環境中比較容易出現。
4. 「我們居住環境的文化，提供我們道德價值觀，這些道德價值觀會影響我們的社會追求的目標……」。「人才」一定是在充足又自由的教育環境中才能被培育出來；台灣的教育非常不注重社團活動、藝術、運動課程，學生學習項目不平衡，同時北北基實行「一綱一本」箝制學生思想的多元化，造成文化的發展偏差又狹窄。
5. 「個體的行為，來自於社會規範的條件」，人類的行為多數都會受到法律與風俗的約束，如果實際社會上沒有「憲法、言論自由保護」許多的國民就不懂尊重別人的人權，因此衍生出校園霸凌、家庭暴力、檢察官刑求嫌疑人、政府權貴打壓新聞自由。
6. 「文化價值，完全是來自於必要道德」，真正活的文化不是文書檔案或藝術品，是百姓的生活習慣、思想習慣，如果社會大眾平常都習慣都遵守《論語》，那就表示文化內涵中有《論語》在作用。
7. 如果百姓平常都遵守《世界人權宣言》，就代表文化價值中有「尊重人權」的內涵；「道德」必然是一種客觀的標準、法律、習俗。所以「文化價值，清楚地衍生初各種合於規範的欲望」
8. 人類在追求民主、法治、自由、人權……等價值的「過程」，必然有許多人花時間與腦力的付出，甚至犧牲生命，「過程」也必然產生許多的社會衝突，這些「文明的價值」是一種社會成本，也是一種機會成本，代價相當的大，但也是可以計算的。
9. 「在達到特定目標的時候需要付出什麼代價呢？社會能不能同時追求二個或更多個目標而互不矛盾呢？所選擇的方法是不是達到目標的最好辦法呢？」台灣要推動合理、公平的「公民投票制度」，推動「非核家園」需要付出多少代價？
10. 老師把一個平均成績50分的學生，教到平均成績80分，過程需要付出多少代價？「成本」是可以計算的。一個社會要把多數百姓教導到可以接受「總統直選」、「重新制訂新憲法」、「言論自由世界第一」、「遵守世界人權宣言」、「廢除死刑」那需要多少資源與成本？
11. 台灣的學術界也有分派系，主要是「接受國民黨酬庸派」與「不接受國民黨酬庸」兩派，不接受國民黨酬庸還分為「獨善其身」與「親反對黨」派，他們從來不在學術上公開辯論，也沒有志氣去挑戰擔任史丹佛大學校長的職務，所以成不了大師，庸庸碌碌過一生，何其可憐。
12. 學術界如果為了社會正義而惡鬥，這樣就會產生許多不同的學派，就會像中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一樣；惡鬥是好的，只要不要用肢體暴力，惡鬥一定是好的，對社會大眾有益。
13. 馬政府也聘用非常多的御用學者，為什麼政策老是執行不順利？因為他們提出來的意見或政策，沒有先要求社會大眾與學術界公開批判，所以無法發覺自己的盲點，執行到一半才發覺漏洞百出，所以很多政策不是被批評為恐龍，就是虎頭蛇尾，然後被罵不守信用。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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